警察該怎么執法？這是今年上半年出現的幾次涉警負面事件后，公眾和執法者似乎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也是我們討論公安執法規范化中不能回避的問題。既然無法回避，那就開宗明義。

警察該怎么執法？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這個問題的提出更多在于，我走在路上閑逛會不會被無故盤查、傳喚；“深圳女孩被盤查事件”、“蘭州警察打屁股事件”會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我配合警察執法，但又該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

對于警察來說，似乎一樣渴望得到明確的答案。我們怎么執法才是合理界限？面對暴力抗法，我們是否毫還擊之力？如果一執法就被質疑濫用權力，我們還怎么執法?

從事執法工作的民警，他們的辛苦付出是常人無法想象的。一方面打擊犯罪以身試險、沖在最前面，但另一方面，一旦面對負面事件，涉事警察被停職處分，甚至追究刑事責任幾乎也成了一種常態。面對民眾們的再三追問，他們內心不安,他們滿腹委屈、他們無所適從。

一邊是外界復雜環境帶來的執法挑戰，一邊是人民群眾的殷切期待， 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公安機關究竟該怎樣執法？答案，又在哪里？

在今天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意見》里長安君似乎找到了答案。歸納成八個字：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其中，“規范”二字更是是重中之重。

在這個意見里，執法規范化標準越來越嚴格明確，要求越來越細致，“標尺”和“遵循”隨處可見，不空泛、有干貨。誠意滿滿。

《意見》明確要求，完善統一應用的執法辦案信息系統，除案件涉及國家秘密的以外，全面實現網上辦案；建立健全執法全流程記錄機制，全面推行現場執法活動視音頻記錄制度；打造“陽光警務”，優化執法信息查詢服務，建立生效行政處罰、行政復議決定文書網上公開制度等。執法過程是不可逆的，通過執法記錄儀等方式固定和公開的證據越充分，越有助于還原事實，減少猜疑與沖突。

一句話，讓警察權在陽光下運行，而且是以細化規則、全面監督的方式運行。

改革早已在路上

不少輿論推測，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改革是針對雷洋案而來。其實，并非如此。

長安君查閱媒體報道發現，2008年以來，為嚴明紀律，樹立公安機關良好形象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就被列入“三項建設”之一，制定了29萬字的《公安機關執法細則》。

而數字印證了其成效：2009年與2003年相比，全國公安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的維持率上升了6.3和9.4個百分點，撤銷率分別下降了9.7和4.7個百分點。

五年以后，公安部印發《公安機關深化執法規范化建設工作任務和階段目標》，具體提出了43項新的工作任務。

2015年3月，公安部又印發了《關于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深化執法規范化建設全面建設法治公安的決定》。這些措施涵蓋了案件證據收集、執法信息化建設、執法責任履行等公安執法工作的多個方面。

2016年5月，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關于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意見》。

2016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意見》

改革一直在路上。

但最關鍵是，要改進200萬警察隊伍心中。將“規范化執法”根植于心、外化于行，我們的起點不高，需要時間。但答案就是一個——規則。要規范化執法，先要有“規”，而且是細化的、可操作的規則，是警民雙方都能熟稔于心的規則。這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基礎性一環。

在《意見》有一個專有名詞叫——推動公安重點立法。一句話：“職權由法定”。

毫無疑問，規則必須約束警察權無限擴張。比如，科學合理界定人民警察職責權限；比如，明確各級公安機關事權；比如，規范警械武器使用情形和程序……

權利不被約束，“暴力也可能戴著法律的假面具”。規則的制定，能讓每一個執法的警察知悉，“國家授權你可以做什么，你就只能在這個范圍里面做，你不能越過這個邊界。”打鐵還需自身硬，民眾信任和執法配合默契的基石便來自于執法規范的常態化運行。

規則，除了限制，對于警察來說，也意味著保護。只要警察嚴格按照規則執法，就能最大程度上，確保權力在法治軌道上運行；一旦發生意外情況，也是一道最有說服力的“隔離墻”。

有規則，才有執法的底氣。面對那些打罵阻攔闖紅燈的志愿者、圍毆開出罰單的交警、為逃避處罰脫下衣服卻大喊警察“耍流氓”等違法行為， 敢勇于亮劍，大膽出手。

而規則，除了對警察權力的明確，也是在執法配合的默契上，給公眾指明方向。

這里，長安君想舉一個警察打擊犯罪與公民權博弈的經典案例——196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泰利訴俄亥俄一案。在那個案子中，警察看到一個人在街上邊走邊往一家商店里看，走過去后又回頭走，還是往這家商店看，然后再走過去跟另一個人竊竊私語，于是另一個人也來回往這家商店看。這兩個人如此反復往這家商店看了十來次，然后他們跟第三個人一起打算離開這兒。這時候，警察覺得他們非?？梢?，于是上前攔截，結果在他們身上搜出了非法攜帶的武器。泰利的辯護律師認為，一個公民來回看一家商店，并不是不合法的行為，警察沒有權力懷疑這樣的行為從而攔截和搜查一個并無非法行為的公民。

但最高法院裁定，警察在對可疑行為有足夠懷疑理由的前提下，有權在大街上攔截和搜查，這樣的攔截和搜查沒有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從此，這種攔截和搜查在美國法律中就被叫做“泰利攔截”。

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兑庖姟氛故揪靾谭ㄒ幏痘臎Q心和誠意，讓群眾在面對執法時感受到公平公正和文明尊重，但另一方面《意見》又以法律文件的權威形式，讓群眾對執法權的行使建立起更大信任。執法規范化建設的目的，是營造良好文明的執法環境。但一個良好文明執法環境的形成，既需要公安民警的嚴格執法，也離不開社會每一位公眾的密切配合。有信任，才有默契。

而當警察同老百姓之間，因對規則的熟悉、對各自權力/利邊界的“心中有數”而達成了默契，那么，改變的將不止是你我心中的安全感、不止是警察的執法環境，更是整個社會的秩序意識、輿論生態和互信程度。

這一切，皆由規則而來。背后，是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對執法者和被執法者，雙方皆然。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在追求保障人民滿意和提高幸福感的路上，執法規范化的改革沒有盡頭，提高政法隊伍的執法能力，有一系列機制在保障。

孟建柱書記提到，要“運用大數據技術對權力運行進行實時動態監督……使權力運行全程電子化、處處留痕跡”，這就是用信息化促使執法更規范。規范不是文本，更是行動。

在不遠的將來，我們期待看到這樣的畫面：守法的民眾不畏懼警察執法的“不規范”，因為監督和救濟渠道令人放心；警察執法時，不會無所適從，因為每一步都規定得細致而精確；當警察將犯罪嫌疑人帶回公安機關后，一律有視頻監控并記錄，一旦警察有違規行為，大數據平臺會有“自動報警”……

這畫面并不遙遠，因為已在政法隊伍的日程表當中。全面依法治國，也正是在執法的一幀幀細節里，一幅幅可知、可觸、可感的日常里，彰顯出它的無處不在。

回到文章開頭問題，警察該怎么執法？長安君覺得，最好的回答就兩個字：

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