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8日，第三十期德恒證據學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行。此次論壇的主題是“人類如何識別謊言———從心理測試技術在司法活動中的運用談起”，與會代表就測謊技術進行現場測試與理論探討。其實，測謊技術從誕生之際，就頗具爭議，通過測謊技術獲得的證據是否具有可信性? 其在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活動中作用究竟如何? 其準確性與科學性是否可靠?“測謊儀”是否具有“刑訊逼供”之嫌? 是否有侵犯人權的問題存在? 這些追問有待于理論界與司法實務及時作出回應。測謊技術在刑事司法活動中運用較為普遍， 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其并未作出明確的規定。正是關于測謊技術法律規定的缺位，導致在實踐中測謊技術被濫用、誤用的現象時有發生。為此，對“測謊技術”進行法律規制，才能發揮其在司法活動中的正常效用與功能。
一、“測謊儀”作用機理與實踐價值
人腦，是一個復雜而又充滿神秘的系統，我們所接觸到的所有信息將傳送到此，在大腦皮層中，有一個地方叫做額葉，它非常高明靈巧，因為大腦對它接觸到的所有信息都在這里完成決策和計劃，說謊的指令同樣也是由這里發出的。由決策到最后實現說謊，這個過程被稱為情緒反應過程，測謊儀就是測量這個過程中的生理變化。而心理學上把信息從感觀系統傳到額葉的這個處理過程稱為認知過程，腦電波測謊儀測量的，就是大腦在認知過程中的腦電波變化。測謊儀，即 CPS 多參量心理測試儀，主要測試指標是血壓、心律、皮膚電阻和呼吸四個方面。人在緊張的時候，呼吸就會有明顯的變化，體表會微微出汗，單位時間內血容量會有變化，血壓會有明顯的升高。其實，謊言并不直接可測，測謊儀實際測到的是伴隨心理變化表現出來的生理變化，如呼吸急促、出汗、血壓升高等。以上生理參數的變化，主要由植物神經系統控制，一般不受人的意識控制。因此，測得心理、生理數據較為可靠，準確性較高。故測謊儀在司法實踐中漸漸被運用起來，尤其是在“一對一”案件如賄賂犯罪案件的偵破中發揮重大的作用。

測謊技術，是指根據實際案情，用事先編好的題目向被測試人提問，使其形成心理刺激，由測謊儀記錄被測試人的有關生理反應，通過對其生理反應峰值數據的分析，了解被測試人對所提問題“是與否”的對應關系，從而判斷被測試人的敘述是否謊言。測謊技術是生理學、機械學、電子技術等綜合高科技的結晶，它充分地利用了人的生理反應受人的植物神經系統控制而非人的主觀意志可能制約的原理。故測謊器實質是記錄被檢測人某些生理反應的儀器， 它不僅用于測謊，而且可以用于測真。刑事人類學派創始人意大利人龍勃羅梭被公認為是測謊技術的鼻祖。1895年，龍勃羅梭使用其研制的“水力脈搏記錄儀”，通過記錄脈搏和血壓的變化判斷嫌疑人是否與案件有關。世界上公認的第一臺專用測謊儀是美國加州警察局的拉森和基勒兩人于1921年研制成功的，首先應用于加州伯克利市一宗盜竊案的偵破，并取得成功。此后，測謊儀在美國的警察機關、保安部門、私人偵探所得到廣泛運用，一些私人測謊公司也紛紛開業。俄羅斯在20年代開始研究這一技術，90 年代初這一技術引起了俄安全部門的關注。如今俄安全部門工作人員仍在自己的偵查活動中廣泛利用測謊儀。另外，日本、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等國家容許在刑事程序中使用測謊技術。中國也頗為關注測謊儀的使用與發展。1980年，公安部刑事技術考察組赴日本考察了這一技術后，認為有科學根據， 并于1981年引進美制分析儀一臺，委托北京市公安局試用，至1985年先后在北京、沈陽、南昌等地辦案16宗，準確率在90%左右，顯示了“測謊”技術輔助刑事偵查工作的明顯效果。1991年，中國第一臺測謊儀———PG—1 型多道心理測試儀通過了公安部組織的專家鑒定。因為測謊結果的不完全確定性，我國司法機關一直對該技術采取慎重的態度。目前， 測謊技術集中在民事訴訟活動、商業保險活動以及刑事訴訟活動領域運用。在刑事司法活動中，測謊技術的運用主要在于犯罪偵查階段。

各國對測謊技術的價值判斷不同，導致測謊技術的作用與功能有所不同，具體來說有幾種情形：第一，把測謊結果作為偵查手段，通過測謊技術，排除無辜者，確定犯罪嫌疑人，為偵查工作指明方向。第二，將測謊結果作為證據使用，即具有證據價值。如日本把測謊結果作為鑒定證據來使用。美國有些州法院將測謊結果作為證據使用。第三，測謊結果不能作為獨立證據使用，但可以作為收集證據的輔助性資料。如我國最高人民檢察院1999年9月10日頒布的 《關于 CPS 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能否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問題的批復》，該批復規定：“CPS 多道心理測試（俗稱測謊）鑒定結論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鑒定結論不同，不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種類，人民檢察院辦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幫助審查、判斷證據，但不能將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作為證據使用。”作為鑒定證據來使用。美國有些州法院將測謊結果作為證據使用。第三，測謊結果不能作為獨立證據使用， 但可以作為收集證據的輔助性資料。如我國最高人民檢察院1999年9月10日頒布的《關于 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能否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問題的批復》，該批復規定：“CPS多道心理測試（俗稱測謊）鑒定結論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鑒定結論不同，不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種類，人民檢察院辦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幫助審查、判斷證據， 但不能將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作為證據使用。”

二、世界各國對“測謊儀”態度的考量
在美國，測謊儀在司法實踐中運用相當廣泛，其作用顯而易見。正如美國國會的一位技術評估中心主任指出，測謊儀器本身并不能發現欺騙行為，它測試的是一個人在回答問題時的心理反應，如心跳和皮膚溫度的變化，與其說是檢測謊言的，不如說用來檢測膽怯者。有鑒于此，美國于1923年立法禁止心理測試結果作為法庭證據使用，同年，美國哥倫比亞巡回法院在弗賴伊訴合眾國案中，對有關被告的“心臟收縮血壓的測謊試驗”結果的專家證據予以駁回。但到1976年卻又有30個州法院允許使用心理測試結果，但要求心理測試要經本人同意才能進行。但是也有學者從證據可靠性角度出發指出：“運用科學證據，比如指紋分析， 彈道學分析、聲紋、筆跡分析，測謊器結果分析和 DNA 鑒定，可靠性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因為證明性被認為是程度問題，所以法官必須決定證據是否有促進事實認定程序可靠的充分證明性。”

而對于一些種類的科學證據，如測謊器結果，因為不可靠而可能被排除在證據之外。故《美國模范刑事訴訟法典》明確規定“，心理測試檢查的結論不能作為獨立的證據使用，但可以為收集證據的輔助性資料。”盡管如此，在美國，“幾乎所有的法律執行機關都利用測謊器探測涉嫌犯罪的人有罪或無罪的信息”，據估計，1993年聯邦政府進行23000件測謊實驗；美國11個聯邦巡回區9個區的地方法院承認測謊結果的證據能力。

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 [禁止的訊問方法]（一） 對被指控人決定和確認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許用虐待、疲勞戰術、傷害身體、服用藥物、折磨、欺詐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只允許在刑事訴訟法準許的范圍內實施強制。禁止以刑事訴訟法的不準許的措施相威脅，禁止以法律沒有規定的利益相許諾。（二） 有損被指控人記憶力、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三） 第一、二款的禁止規定，不顧及被指控人承諾，必須適用。對違反這些禁令所獲得的陳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允許使用。盡管條文中所列舉的各項也尚未能涵蓋所有的違法訊問的方法，其實只要對自由陳述權有礙的訊問方法，都應視為法所不允許。因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認為，測謊器的使用應加以禁止，因為藉由生理反應對無意識狀態下的精神活動之測試，將傷害到不得被侵害的人格權核心。但新近有人主張，如果測謊器的使用為當事人所期望時，則依證據法的一般原則，該項測試應被允許。也有學者主張，如果測謊之使用之限制用于調查程序中，并且該測謊措施的直接結果被規定不得在審判程序中作為證據之用（ 有證據力） 時，則在被告同意時，應可施行測謊試驗。但也有學者持反對意見，認為測謊試驗無論如何均違反刑訴法第136a條第3項之規定。在日本，測謊器檢查，在整個偵查階段中實際上是由警察科學偵查部門的技術人員實施的。這種檢查實質上是委托鑒定。鑒定結果記載的事項一般包括檢查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使用的機械和儀器、檢查的順序、質問表和對質問有無特異反應，通過檢查結果得出的判斷結論。根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1條第4款規定，關于鑒定人所書寫的記載鑒定的過程及其結果的書面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但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充分考慮檢查者方面的條件（為了正確地進行檢查，應當確認檢查者是否掌握了必要的知識和技術）、被檢查者方面的條件（被檢查者是否在理解檢查意義的基礎上自愿地表示同意，身心狀態是否適合檢查）、檢查方法（質詢問題表的制作是否適當、檢查的順序是否有錯誤）等等。日本判例指出，測謊器檢查結果有證據能力的情況包括：（1）根據檢查者的技術、經驗、檢查器具的性能所檢查的結果值得信賴；（2）準確、忠實地記載檢查的經過和結果的，有證據能力。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測謊儀的適用持謹慎態度。由于我國測謊技術人員不能達到相應的要求，我國測謊技術的應用存在不少問題，再加上對測謊儀過分迷信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曾經聞名全國的云南杜培武故意殺人案（因為故意殺人先后三次被判死刑）、安徽劉明河故意殺人案（曾被判死刑）、湖北鐘祥市四教師投毒案、河南馬廷新故意殺人案（非法關押兩年多）、河南高鐵鋼故意殺人案等等，都是由于不恰當地使用心理測試技術得出錯誤結論，從而引導辦案人員錯誤地認定犯罪嫌疑人，最終釀成了冤案。為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99年9月10日公布了《關于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能否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問題的批復》，規定測謊結果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只能作為檢驗證據的手段使用。通過世界各國對“測謊儀”規定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各國對測謊儀的作用是認可的，認為其確實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案件的偵破具有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對“測謊儀”的使用心存戒心，司法實踐中“測謊儀”被賦予不同的角色，具體來說：第一種：把測謊結果只作為檢驗證據的手段使用，而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如俄羅斯、中國等國家；第二種： 有條件承認測謊結果證據作用，即在被測謊人同意前提下，才能作為證據使用，如日本、美國等國家；第三種：禁止測謊儀器的使用，因為有侵犯他人人格權之嫌，如德國等西歐國家， 但這種立場也有所松動。

三、“測謊儀”理性分析及法律規制
（一） 對“測謊儀”以及測謊技術的理性分析

“測謊儀”自誕生之日起，就在世界范圍內引發爭議，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反對測謊儀使用的理由在于：第一，使用測謊技術有侵害他人人權之嫌。運用“測謊儀”排查犯罪嫌疑人時，對無辜者來說，無異于經歷了一場“精神浩劫”；第二，使用測謊技術沒有法律依據。各國證據規則中對測謊結果并沒有直接規定，相反如德國刑訴法把測謊技術作為禁止訊問方法加以規定；第三，測謊結果的證據價值問題。測謊效果是否具有證據價值呢? 盡管美國許多地方法院承認了測謊結果的證據能力，但在該問題上存在批評，理由為： 首先，測謊機的機器構造、測謊技術及測謊人員的資格等方面，無法達到規格和基準的統一，因此， 測謊結果很難獲得一致的認可。其次，測謊人員一般接受偵查人員的委托進行測謊，在此委托關系下，測謊人員投委托人的所好，這樣，測謊人員可能因受制于外面因素的干擾，而作出錯誤的測謊結論。再次，測謊結論容易使外行的陪審人員產生偏見或混亂。第四，測謊結果的準確性、可靠性問題，這是影響測謊結果的證據價值的重要因素。美國測謊器領域首席權威約翰·E.雷特在法院主持的一次有關測謊器可靠與否的聽證會上作證說：對35000個人的測試鑒定及測試監督表明，經驗的測試鑒定員的測試準確率超過91%。美國測謊器協會通過調查表明，測試準確率在87%至96%之間。測謊器作為一種科學的偵查手段，它所獲取的證據之所以長期以來在美國的法院難以普遍應用，更難以在歐洲大陸各國被采納，是因為對測謊器記錄的生理反應的解釋尚未找到確切的科學說明。也就是說：對有關測謊技術的基本前提還未被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所普遍承認這些基本前提是：（1）說謊與清晰的情緒反應之間有直接而牢固的聯系；（2）情緒反應與生理反應之間有一定的關聯作用。正是這兩點難以得到十分精確的科學證實，所以測謊技術在應用上會引起爭論。

最后，測謊技術有被濫用、誤用的危險。在杜培武一案中，鑒于杜不承認自己殺過人，偵查人員遂將杜帶到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心理測試即測謊。經兩次心理測試，結論顯示杜說謊可能在90%以上。在有測謊結果以及其他“客觀證據”后，偵查人員加強了對杜的審訊，最終釀成了錯案。測謊結論在造成本案錯誤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上述這些原因導致“測謊儀”以及測謊技術被排斥、被否定。但贊同使用測謊技術者認為：測謊技術的使用有助于偵破案件，節省司法資源。我們認為，應當理性地對待測謊技術，科學地對待“測謊儀”在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偏差”：任何事物不可能有十全十美，否則就沒有社會的進步與科學的發展，較其他訴訟證據而言，測謊結果更具有可信性、可靠性。對于測謊技術有侵犯他人人權之說，我們認為通過測謊技術可排除無辜者，抓獲真正的罪犯，從而保障無辜者的人權， 正如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楊承勛教授指出：“實際上，測謊儀的作用就是排除無辜，它的任務就是采集記錄人體的生理數據。”更何況作為國家的公民也有義務幫助司法機關抓獲罪犯。考慮到心理測試是一項與被測試人心理密切相關的活動，也考慮到任何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基本要求，心理測試必須征得被測試人同意為前提，這對保障被測試人的合法權益以及提高測試效果的可信度是十分重要的。心理測試的準確性一直是被追問的問題，心理測試的準確性很高，這被司法實踐所證明，但難免出現誤差。正如前所言，心理測試技術是建立在說謊引起一定的情緒反應、一定的情緒反應引起某些生理變化的原理上的，所以，凡是可能對該情緒反應及其生理變化發生干擾的因素，都可能會影響測謊結果的準確性。美國研究測謊技術的專家里德和英博認為，影響試驗的因素有：缺少對偵查可能性的關注；神經質； 過分焦慮、憤怒以及試驗過程中身體不適應；還有其他相似行為或攻擊行為；測試前過多的訊問； 自我掩飾和自我欺騙；提問用語不當；控制性問題不恰當；以及生理和精神不正常。為此，我國著名學者陳衛東教授認為，對于被測試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進行心理測試檢查：1.十四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2.懷孕的婦女；3.心理或身體有明顯缺陷或身患嚴重疾病的；4.處于醉酒或者其他迷幻狀態的；5.其他經專家認定不適合心理測試檢查的。另外，心理測試工作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因此，心理測試技術人員適格性非常重要。這與測試結果正確性有著直接關系。美國新墨西哥州法院要求測謊人員具備以下條件：（1）至少有 5 年從事心理測試工作經歷或接受同等程度的訓練；（2）在結果將作為證據在法庭提出的心理測試檢查進行前的1年時間內，接受過至少20個小時的連續教育。美國測謊專家里德和英博認為，測試人員須具備以下條件：（1）具有大學學歷；（2）在合格的有經驗的測試人員的指導下學習，或是受過由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的測試人員在實際案件檢驗中進行的指導， 以上學習為期至少6個月；（3）至少應當有5年的工作經驗。至于測謊技術被濫用、誤用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人們把一切罪過歸咎于“測謊儀”，這是對“測謊儀”的誤解，畢竟“測謊儀”只是人們手中的工具而已。因此，錯不在“測謊儀”，而在于“使用的人”。面對當今犯罪手段高科技化、隱秘化、專業化的趨勢，如果還固守傳統“五聽”偵破手段與方法，我們在面對洶涌的犯罪浪潮時只能束手無策。如在“一對一”賄賂犯罪的偵破工作中，如果沒有行賄人的積極揭發，就很難偵破此類案件。因此，借助“測謊儀”，才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合理地運用諸如“測謊儀”等的高科技手段，才能應對日益復雜的犯罪現象。

（二）“測謊儀”以及測謊技術的法律規制
為了更好地發揮“測謊儀”的積極功能，有效避免“測謊儀”的負面弊端，有必要對“測謊儀”以及測謊技術進行法律規制。
具體來說：1.測謊技術使用的提起。為偵查犯罪的需要， 偵查機關可以依職權或依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證人的申請進行測謊檢查。進行測謊檢查之前，應取得被測試者的同意。未經被測試者同意的，不得強制實施測謊檢查。在進行測謊檢查過程中，被測試者有權中止測試檢查。
2.測謊技術適用范圍。經驗表明，對某些有特定情況的人進行測謊，或者會影響測謊準確性， 或者會給被測試者帶來生理、心理負擔或痛苦，因此，對這些人不適合進行心理測試檢查。對于被測試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進行心理測試檢查：（1）十四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2）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3）精神病人；（4）身體或者心理有明顯缺陷或者身患嚴重疾病的人；（5）處于醉酒或者其他迷幻狀態的人；（6）其他經專家認定不適合心理測試檢查的人。
3.測謊活動的組織與實施。在進行測謊時，應充分考慮被測謊者方面的條件，如被檢測者是否在理解測謊意義的基礎上自愿地表示同意，身心狀態是否適合檢測等等。另外，在進行測謊檢查前，應履行法定的手續，并應向被測試人說明自己的姓名、身份、測試的性質、測試目的、提問的問題和測試儀器等情況。如果發現被測試檢查者不適宜接受測謊檢查的，應當
停止或者延期實施測謊，并及時告知實施測試檢查的機關。測謊活動應在封閉、安靜的特定場所進行，但不得在偵訊室或者羈押場所內進行。在進行測謊時，除了測試技術人員和被測試人，其他人不應在場。但被測試人是未成年人的，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監護人有權在場。測謊測試檢查時的提問不得超出事先準備的測試問題范圍。每次測試應在兩個小時內完成。在進行測謊檢查時，應當同時采用錄音、錄像的記錄方式。測謊結束后應及時提供測謊檢查報告。對于測謊儀器記錄的圖譜、數據等資料，應當由參加測謊檢查的人員和未參加實際測試的專家分別作出分析，分別作出測試報告并簽名。
4.測謊結果報告的使用。測謊結果不能作為獨立訴訟證據使用，不論是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還是作為鑒定結論。但是，測謊結果可以作為偵查案件的導向，以及作為收集證據的輔助性資料，具體來說，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可以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測謊，但測謊結果只能用來排除犯罪嫌疑人有罪，不能用來認定其有罪，即允許以測謊結果對他有利而采信他的辯解，不允許以測謊結果對他不利而拒絕采信他的辯解；法院在審判階段不應當使用作為檢驗證據的手段， 也不允許在決定是否采信某一證據時將測謊結果作為考慮的因素； 不允許檢察官起訴時或者審判過程中提出被告人在審前曾經被測謊的情況和結果，以避免對法官產生不良影響。

5.檢測工作人員適格性。測謊技術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技術，應該由相關專業人員來擔負檢測工作。50 年代，美國軍方在福特·高登建立了一所測謊學校，它至今仍是美國軍方和政府測謊人員的主要培訓基地。現在美國大約有3000多名測謊專家，分別服務于警察機關、軍事情報部門和私人測謊機構，他們都經過特別專業的學習和培訓，具有豐富的心理學知識和實踐偵查經驗，為測謊結果的準確性提供了保證。在我國，隨著測謊技術使用的逐步增多， 制定有關檢測人員資格的規范也將成為必要。應借鑒外國的立法與經驗，在總結我國有關測謊檢查研究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檢測人員的資格取得方式、基本能力、學歷、應具備的專業知識、接受培訓的要求等條件作出具體規定。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關于“測謊技術”的立法規定，為了使測謊技術工作的開展科學化、規范化，應在條件成熟時，制定相應的法律規定，就測謊活動的提起、適用范圍、組織與實施、測謊結果報告的使用以及檢測工作人員的適格性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

四、結語

“測謊儀”是一把雙刃劍，用之適當，國家和個人兩受其利，用之不當，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實踐證明，“測謊儀”以其準確性在刑事案件偵破活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由于司法實踐中對于“測謊儀”過度迷信，導致冤假錯案時有發生，嚴重侵犯人權，損害司法機關的威信，影響了社會公眾對國家司法的信賴度。為了發揮“測謊儀”以及測謊技術在刑事司法活動中的積極效能，應及時對“測謊儀”的使用作出法律規制，使其適用規范化、法律化、科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