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道路交通模式為交通管理工作提供了新思路，數字道路交通新技術的開發為智能交通管理系統廣泛應用于公安交通指揮中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加強道路交通智能化管理是新形勢下做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必然選擇，要增強智能交通管理系統建設的實用性和實戰性，必須拓展智能卡口功能運用并促進公安大情報信息系統建設、加強交通信號智能控制研判的功能運用、運用移動警務通增強指揮調度和勤務功能。智能交通系統的研究起步較晚，目前仍存在系統建設和運用全國沒有統一的規范、現有交通實時路況信息查詢的終端手段存在交通安全隱患、應用數字道路交通新技術產生的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有待確立和加強等諸多應用上的問題，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關鍵詞：數字道路交通；智能交通管理；公安交通管理

一、數字道路交通與智能交通管理系統的關系

西南交通大學的張殿業教授在2001年把數字道路交通的結構模式和相關技術介紹到我國，提出數字道路交通的研究是21世紀我國道路交通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舉措這。

數字道路交通的概念從廣義上講，是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將道路交通系統中的人、車、路、環境等信息數字化采集與傳輸，通過電子信息通訊技術和自動控制技術等，把采用空間數據庫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專家系統技術等進行的分析與決策，綜合運用在道路交通運輸體系中，建立一種在大范圍內、全方位發揮作用的實時、準確、高效的數字化交通綜合管理系統。

如果說數字道路交通是一種概念，那么智能交通系統就是它的實體表現，智能交通管理系統是數字道路交通目標實現的最終手段。地理信息系統（GI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和專用短程通信技術（DSRC）的成熟，使得以數字道路交通方式的大范圍、遠程管理得以實現。

目前，廣泛應用在我國公安交通指揮中心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統，集成了交通信號控制系統、交通視頻監控系統、122接處警及緊急車輛援助系統、地理信息平臺、警車定位系統、綜合指揮平臺、網絡通訊平臺、電子警察系統、交通誘導系統等，可以很好地實現重大活動交通組織、查處重點車輛和嚴重交通違法行為、偵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交通流量分析研判、實時路況監控和信息發布等功能，為提高公安交通管理工作水平和效益發揮巨大的作用。

二、強化智能交通管理系統的實戰應用

（一）拓展智能卡口功能運用，促進公安大情報信息系統建設。

1.增加智能卡口查緝布控的類別，在黑名單車輛數據庫中增加對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中嫌疑車輛的查緝布控、軌跡分析等。

2.強化智能卡口的非現場執法功能運用。啟用智能卡口的非現場執法實時抓拍系統，查處交叉路口引道違法變更車道、闖禁行路、機動車超速行駛、車輛故意遮擋號牌等交通違法行為。

3.將智能卡口、交通視頻監控、天網視頻監控以及數字城管等各部門的視頻監控有效整合，并集成地理信息電子地圖，便于直觀、快速地監控和調取視頻信息。

（二）加強交通信號智能控制研判的功能運用。

1.應用交通流量瓶頸控制，對城市主要區域、道路施工重要節點處交通流量進行分析，對外圍路口信號燈科學配時，在交通擁堵時段自動啟動智能控制，分流和減少流向重點地段的流量。

2.應用特勤路線信號中心控制實現指揮中心后臺干預。在指揮平臺警衛系統的基礎上，采取綠波帶控制或GPS定位關聯交通信號燈控制方式，指揮中心對特勤線路沿線的信號燈遠程智能控制，減小交通警衛干擾的影響。

3.對交通數據深層次挖掘分析和交通預測預報功能，可以實現感應協調控制的交通信號自適應控制方式。

（三）運用移動警務通增強指揮調度和勤務功能。

通過單兵定位和移動警務系統與指揮中心平臺的接入，拓展移動警務通的業務功能，促進執勤民警使用移動警務通開展非現場處罰、交通事故現場拍攝取證、交通違法數據查詢、假牌套牌車輛查詢等功能運用，并且推進路面勤務管理的應用，實現對執勤民警定位和點名等功能。

三、數字道路交通應用的新探索

數字道路交通模式提供了解決交通問題的新思路，有限的資源不能夠滿足無限的汽車交通需求，必須采用高新技術改造現有道路交通系統，使道路的使用效率實現最優化。而數字道路交通技術的產業化發展使得這一設想成為可能，并且日新月異涌現的新技術、新方法為數字道路交通的應用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探索前景和有益嘗試。

智能交通管理系統在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中的應用成效顯著，明顯提升了數字化的交通綜合分析能力，智能化的交通信號控制能力、便民化的交通信息服務能力、效率化的交通指揮調度能力等。

但是，智能交通系統的研究發展起步較晚，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概念的提出，到1995年美國交通部首次正式出版了“國家智能交通系統項目規劃”，標志著以數字道路交通為模式的智能交通系統的起步。短短二十幾年的發展必然存在很多應用上的問題，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目前，在我國公安交通指揮中心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統應用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智能交通管理系統的建設和運用全國沒有統一的規范。

雖然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設智能交通管理系統，尤其是智能卡口的建設和使用，但是公安部還沒有出臺相應的建設和運用規范，不利于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也不利于新技術的推廣。

下面以交通指數的應用為例來說明這種情況。

交通指數是“交通擁堵指數”或者“道路交通運行指數”的簡稱，是綜合反映道路網交通運行狀況即暢通還是擁堵的概念性指數值，它相當于把交通運行情況數字化。交通指數最早成功應用在美國，每年發布的《城市暢通性報告》中選擇交通擁堵指數作為評價指標之一，評估結果定期向公眾發布。目前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國內城市也研究制定了不同形式的交通指數，發布后對所在城市的交通出行引導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也還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1.目前我國交通指數類型多樣，沒有統一的樣式和標準。

根據城市實際特點采取不同定義和不同算法的交通指數呈現多樣化，在我國最早創建交通擁堵指數的北京市，交通指數采用0至10的十分制，每2個數遞進一個等級，分別對應“暢通”、“基本暢通”、“輕度擁堵”、“中度擁堵”、“嚴重擁堵”五個級別，分別對應五種顯示顏色，即綠色、淺綠、黃色、橙色和紅色。數值越高，表明交通擁堵狀況越嚴重。

在上海市稱為“道路通行指數”的交通指數，采用0至100的百分制，在紅黃綠三色圖的基礎上，細分為六個等級，小于20代表暢通，20到35為基本暢通，35至50為輕度擁擠、50至65為擁擠、65到80為堵塞、大于80則是嚴重擁堵。

深圳市發布的交通指數取值范圍為0～5的五分制，分為暢通（0～1）、基本暢通（1～2）、緩行（2～3）、輕度擁堵（3～4）和擁堵（4～5）的五個等級、五種顏色來表示。

2.不同定義和不同算法的交通指數使得不同城市之間不具有可比性。

交通指數的核心數據來源于浮動車數據，即出租車上車載GPS 回傳給數據處理中心的速度、位置等動態數據。其他數據指標主要是道路的物理數據和功能等級、路段上機動車流量、人們對交通擁堵的感受程度等，選取的最小計算時間也不盡相同。

在定義和算法上，北京市采取擁堵路段里程比例和綜合加權的方法，上海市采取道路負荷度和行程車速的方法， 深圳市交通指數采用出行時間的概念，各自建立不同的擁堵等級劃分標準和指數計算模型。不同城市之間不具有可比性，這種情況下，不利于交通指數的推廣應用。

綜上所述，應加強智能交通管理系統建設的試點工作，推進示范單位的遴選、任務分類、成果評價等工作，以促進技術標準、業務工作規范等的制定和應用。

（二）現有交通實時路況信息查詢的終端手段存在交通安全隱患。

目前，在原有路況信息發布方式基礎上，北京、深圳和杭州通過官方網站運行交通實時路況信息發布系統，上海是通過交通信息中心的官方微博“上海智行者”發布實時路況信息，提供最優化路徑查詢服務，為出行選擇提供智能方案。

出行者路況交通查詢和選擇出行路線時一般使用以下方式：

如果對目的地和路線很熟悉，利用手機短信查詢服務或者打服務電話咨詢都很方便，可以便捷地獲得實時路況信息。

如果對路線不熟悉，出發前需要查看網站提供的查詢服務，缺點是不能獲悉出發后的實時路況信息。出發后可以通過手機、iPad等智能終端的導航軟件實時查看交通指數，調整和確定最佳路線。

需要注意的是駕車時手持撥打服務電話是交通違法行為。同時，利用手機短信或者手機、平板電腦等的導航軟件查詢雖然實用方便，但邊開車邊查看是非常危險的，嚴格來說也是一種交通違法行為，需要禁止的。

（三）公安機關應用數字道路交通新技術產生的電子證據，其法律地位有待確立和加強。

1.公安交管部門查處交通違法行為工作中對電子證據的要求。

現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根據交通技術監控記錄資料，可以對違法的機動車駕駛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處罰”，即由電子警察抓拍產生的電子證據具備合法的法律地位。

并且，隨著交通技術監控手段在處理交通安全違法工作中不斷普及和深入，公安部交管局先后下發了《公安部關于規范使用道路交通技術監控設備的通知》和《關于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工作的意見》等文件，以及《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理程序規定》等，對交通技術監控設備使用中涉及的設備要求、設置地點、證據要求、查詢服務、記錄消除等內容做了進一步明確。尤其在設備要求中，從設備的合格性和有效性上強調電子證據的可信度，才能發揮其法律作用。這就要求智能交通管理系統的適用上必須符合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確立合法性，并經國家有關部門認定、檢定合格后，確定有效性，方可用于收集違法行為的證據。

2.科技手段的深入使得電子證據的范圍擴大，合法性有待確立。

現階段各地交警部門在工作方法上不斷創新，突出的是應用微信平臺積極開展工作，例如深圳警方使用微信上傳的交通事故現場照片， 來處理適用簡易程序的交通事故快處快賠；南昌警方利用微信的定位功能查獲舉報的套牌車。這些有益的嘗試提示了我們在不久的將來，隨著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中科技手段的深入運用，必然面臨電子證據在違法處罰、司法鑒定中的合法性的考驗，很多的電子證據不僅通過電子警察可以獲取，還可能通過私人的手機等電子產品取得，不僅存在于計算機中，還可能在手機存儲卡、移動硬盤中等。

交通管理工作運用數字道路交通新技術、新方法的不斷創新，使得電子證據的范圍不斷擴大，對電子證據法律地位的再研究亦迫在眉睫。